他们的20岁——让摇滚都感到羞惭的建筑岁月
跃入深渊,无非一次青春冲浪。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32篇讲座,
文章整理自2013年2月20日詹尼·佩特那教授于UCL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演讲,题为Radicals & Other Stories: New Trends in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from the late '50s to the '80s。
本文由华南理工大学&都灵理工大学本科双学位项目黄仁天同学根据视频翻译整理。
记录者:黄仁天
华南理工大学&都灵理工大学本科生在读,目前所在地意大利都灵。关注与“乌托邦”有关的作品和理论。
意大利建筑师、艺术家、评论家,意大利激进建筑运动的风云人物之一,佛罗伦萨大学当代建筑史教授,加州州立大学设计课教授。作为建筑评论家和建筑历史学家,他在许多顶尖大学推广了当代建筑最重要的思想趋势。他的作品及教学中均体现了他对空间语言艺术、美国本土艺术和概念艺术的钻研及热爱。
主讲人:詹尼·佩特那(Gianni Pettena)
文章全长14816字,阅读完需要20分钟
前言
意大利建筑在西方建筑中的地位,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一直以来,意大利古典建筑被作为教科书式的权威,反复被参考、被模仿。然而难以超越的光荣历史、前人留下的无穷无尽的智慧,也使得意大利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泥潭中。在古人巨大光环的阴影之下,安东尼奥·圣埃利亚(Antonio Sant’Elia)在伊松佐见不着天日的战壕中怀着对未来的一腔憧憬画下的几张手稿,成了挑战权威的星星之火。意大利不可阻挡地燃起革命之火。1960年代,当世界再把眼光投到始终因文化遗迹而万众瞩目的佛罗伦萨,看到的已不再是保守和怀旧,而是一张张扬言要打破常规、要叛逆、要爆发的宣言。从世纪初的米兰到世纪中的佛罗伦萨、维也纳、伦敦,从圣埃利亚的几张手稿到遍及全世界的百家争鸣,上世纪的革新思潮一发不可收拾,对现代建筑影响深远。
詹尼·佩特那也是我们今日当成传奇一般来谈论的那代人之一。坐镇激进运动中最重要的城市——佛罗伦萨,他对激进运动的理解透彻而独到。作为当代建筑史教授,他对这段历史的阐述激情而不失客观。这次为大家献上佩特那教授在UCL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演讲:上世纪建筑思潮最重要的部分运动:意大利1910年代的未来主义运动、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以及其他国家的先锋运动,一个当事人的回忆。
正文
I. 迷茫的20岁
今天谈起我们这一代,可能大多数人第一印象是日本的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或者一些奥地利人比如Hollein和Pichler,但其实总的来说我们是Peter Cook和除去Ettore Sottsass之外许多其他意大利人的一代——Sottsass约比我们大25岁,他是唯一一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接受建筑教育的人,但无论如何还是跟我们会合,并参与了我们的创造之旅。
(激进运动是由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60年代初发起的。佩特那生于1940年, Sottsass生于1917年. )
说起激进运动,它其实是一场我们在其中尝试重新审视建筑这个领域、尝试去探索和发明新的建筑语言和概念的运动。这场运动的主战场在意大利和奥地利,所触及的领域由建筑迅速波及到家具设计和室内设计。
为什么是家具/室内设计?因为年轻的建筑学生和建筑师几乎不可能有实地落地的项目,但家具却是很容易真实制作出来的。用于制作1:200的建筑模型的钱,投入家具设计几乎可以制作1:1的原型了,年轻的设计师们能更容易地看到自己思想的实现。
我们最先受到的启发来自于Sottsass。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建筑都是单调的,白色的墙,上面有些门窗洞,仅此而已。建筑的任何一部分,一个拱、一块墙灰,都必须有明确的作用,否则就不能在建筑的领域被认可。而Sottsass却把建筑的三个调料:颜色、装饰和材料,重新带入了建筑设计的菜单中。
01. 埃托·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意大利建筑师,1980年Memphis的创始人。曾去印度旅游,印度的彩色房子对他影响非常大,对色彩的热爱也体现在他的几乎所有设计作品中。
当时,我们受到的建筑教育教我们如何去理性,如何做出有用的东西——这也是衡量建筑好不好的唯一标准。Sottsass让我们看到了兼顾理性和感性的可能。
那是我们的20岁,是荷尔蒙爆发的年龄,我们急切地需要找到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平衡。于是我们就往前翻可以借鉴的例子——看看前人们25岁之前、最多不超过35岁,在干什么。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那些打破固有尺度的前辈们,比如Gustave Eiffel,在他50岁那年建造了巴黎铁塔。那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的东西,人们在工业革命之前绝不可能建到这个高度。
02. 埃菲尔铁塔被拿来和巴黎圣母院、凯旋门作比较。
甚至高迪也被邀请去为曼哈顿的一个宾馆设计了一栋摩天楼。
03. 1908年高迪(Antoni Gaudi)为曼哈顿街区设计的一个宾馆Hotel Attraction。此项目最终没落地,有说法是1909年高迪因病推却了这个委托。
04. 高迪设计的宾馆与其他建筑的比较,最左边是当时最高的纽约帝国大厦,最右边是高迪位于巴塞罗那的巅峰之作——圣家堂。
II. 一切的起源:世纪初的青年才俊和他们的未来主义
上面提到的两个项目都是埃菲尔和高迪在50岁左右时候的项目,但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年龄相近的前辈们。于是我们继续寻找,这次,我们看到了未来主义者(Futurist).
Antonio Sant’Elia在1914年发表了《未来主义建筑宣言(Manifesto of Futurist Architecture)》. 他死于一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他的大部分画都是在战壕中画的,纸张跟钱包差不多大小。在战壕的这段时间他进行了他对未来的想象之旅。这些画都是透视图,而不是平面或剖面,看起来像已经建成、已经存在。作为一个未来主义家,Sant’Elia设计的建筑并不是为人设计的,主要是给机器提供的容器,比如发电厂。
05. 安东尼奥·圣埃利亚(Antonio Sant’Elia), 意大利建筑师,未来主义运动(Futurist Movement)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建筑师,他于1912年在米兰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而后引发未来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军官,他死于1915年(28岁)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松佐第八次战役中。Sant’Elia几乎没有落地的建筑,留下的粗糙手稿却给现代建筑带来深远的影响。
06. Sant’Elia的《新城市(La Città Nuova)》,体现了他的《未来主义宣言》:“在这样的建筑中,没有任何不能流动、不可重塑的元素存在,因为未来建筑是短暂的,它们不会存活得比人类更久。每一代人都不得不更新它的城市,建筑环境的不断更新将有助于未来主义的胜利。”和他的很多其他作品一样,这张作品也阐释了粗犷而质朴的工业美。
07. Sant’Elia的建筑研究手稿。他认为,未来的房子必须是一个巨大的机器,电梯不再窝藏于楼梯间,而是攀附在立面上,展现钢铁与玻璃的轻巧之美、线条之美。街道不再是只能铺在地面上,城市交通全部可以搬到地下。在Sant’Elia之后,柯布西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部分理论,对现代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想法已经成为今日的现实。
另一位年轻英俊的建筑师是Mario Chiattone,他和Sant’Elia一起讨论出《未来主义宣言》。同样的,他也没有实际建成的建筑。他们的观点极大地影响并激发了后来的意大利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思潮(1920s-1940s)。
08. 《The architect Mario Chiattone》( 1924) . Mario Chiattone,意大利建筑师,和Sant’Elia一起在米兰创办了工作室,和Sant’Elia一起被并列称为未来主义之父。然而在Sant’Elia身亡后,他于1922年移居瑞士并从事自由职业,放弃了与未来主义有关的一切。
09. Chiattone于1914年(23岁)的手稿:桥与体块研究(Ponte e Studio di Volumi).
唯一一个落地的未来主义建筑在佛罗伦萨中心火车站,由Angiolo Mazzoni在他四十岁左右设计。
10. 佛罗伦萨中心火车站锅炉房 (Florence S.M.N. Railway Station Boiler House) ,由意大利建筑师、工程师Angiolo Mazzoni设计。光滑的墙面(体现专属混凝土材质的美),大面积的钢铁玻璃(轻盈、线条之美)。“新材质该体现新材质的美,用新材质来模仿旧材质体系的形式等同亵渎”,是Sant’Elia在《未来主义宣言》中的观点。这座设计于1934年的锅炉房和Sant’Elia作于1914年的画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让人禁不住联想:如果Sant’Elia没在战争中身亡,这是否就是未来主义本该踏上的轨迹。
Fortunato Depero是另一个年轻的意大利未来主义画家。他在1928年去了纽约,并在那里凭借画画获得极大的成功。1930年他重新回到自己家乡,开了个工作室继续画画。
11. Fortunato Depero, 意大利画家,未来主义运动重要参与者之一。1915年(23岁)发表了《宇宙未来的重建(Ricostruzione futurista dell’universo )》,奠定了他在未来主义运动中的一席之地。虽然他算不上是未来主义的核心人物,却是活得最久的一个(1892-1960)。
12. Depero画笔下的纽约有科幻的色彩(1930年)。
III. 上世纪的科幻漫画:未来主义的余浪
受未来主义影响的人很多,包括Frank R. Paul,一个奥地利人,在30年代移居芝加哥。他给很多科幻小说画过封面,包括著名的科幻杂志《星球故事(Planet Stories)》和漫威。他的画作体现了很多未来主义的主张,但他没有获得未来主义建筑领域的认可,因为这些画都是卡通画。
13. Paul于1942年为《未来城市》杂志画的封面。如果无视天空上飞翔的乌贼状物体,这是一幅美丽的建筑表现图。
14. 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画左上角的建筑几十年后出现在了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其他人比如库哈斯的妻子Madelon Vriesendorp,用超现实的手段表达建筑之间存在的可能性。
15. Madelon于1975年为库哈斯的书《疯狂纽约(Delirious New York)》画的封面《公然犯罪(Flagrant Delit)》,帝国大厦与克莱斯勒大厦被描述成一对床上的恋人,被洛克菲勒大厦抓了现行。窗外是一群愤怒的纽约摩天楼偷窥的目光。
再比如法国漫画大师Jean Jiraud(其笔名墨比斯Moebius更为大众所熟知),通过漫画表达了人造城市的极度压抑感。
16-1. Jean Jiraud于1970s为 Alejandro Jodorowsky的科幻小说《印加石(The Incal)》画的漫画。故事最初,男主角在“自杀谷”被人逼供,他拒绝开口,被扔下谷底。
16-2. 男主角坠落的场景。可以看出四周颓废、压抑的城市景象。
16-3. “和往常一样,他的坠落引起了一波自杀浪潮。”在这个故事中,自杀已是成群结队、一触即发的现象。侧面展现了当地城市生活的极度压抑,很多人已经不堪重负。
16-4. 自杀谷底是工业废料形成的大酸水池,可以融化消解一切。
Jean Jiraud于1974年和Philippe Druillet等人一起创立了科幻恐怖漫画杂志《重金属(Metal Hurlant)》,通过它发表了很多有象征性意义的科幻作品。尺度极其巨大的城市和人类试图逃离城市的行为是这杂志发表的许多漫画的主题。
17. Druillet在《重金属(Metal Hurlant)》1978年二月刊上发表的漫画,同样体现了人类拼命逃离巨大体量的城市的压抑感。
III. 美国嬉皮士:不需要建筑师的叛逆青年们
我们这代人属于不去应合欧洲背景的一代人。欧洲有太丰富的文明和成熟的城市系统,我们总是不得不考虑太多的场地背景,设计也是在原先的城市基础上修修补补。
我们从没有天马行空、平地新建的机会,从来不是一张空白的图纸开始设计。我们拿到的图纸永远有各种现存的人造的图层——我们在做设计时候不得不考虑这些图层。
但是即使自然也有人为的成分。自然不是我们定义的自然,它多多少少有前人的痕迹。
18. 美国犹他州铜矿。可以称为最美的自然景观之一,却也是人类的挖掘活动造就的。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到处在寻找“白纸”。但是我发现,即使是我们眼中的荒地,也已经被游牧民族使用过了。我们以为空白的场地背景,对他们来说却不是这样。在犹他州边界,我们把纳瓦霍人(Navajo,美国印第安居民)的生存环境叫作“纪念碑谷”,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自己居住的山谷。
19.佩特那拍摄的纪念碑谷(Monument Valley),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交界,以其壮观的砂岩山丘闻名,曾出现在许多电影和游戏中。即使这张照片中有一个纳瓦霍人的居所,整个场景依然和没发生过人为干预一样,我们甚至会误以为这就是原生态自然。“他们(纳瓦霍人)经常穿过纪念碑谷,却没有对它施加任何暴力。”
这张照片的正前方这个土地上冒出来的“泡泡”,就是纳瓦霍人最基本的居住单元,里面住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当我开车经过,拍这张照片时,他们还抱怨我车子引擎发出的声音。
我们这一代人主要也是在建筑学院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拿到了建筑师执照。当激进思想在我们之中萌芽时,我们也强烈地好奇其他国家有没有出现和我们有相似想法的有趣的人,尤其是在美国。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嬉皮士,这些年纪和我们相当的年轻人当时不得不被漂洋过海地运到越南打仗。这代人现在都已经做父亲了。当时,他们之中许多人反对越南战争。
20. 嬉皮士反对越南战争。1960年代的嬉皮士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运动,越南战争过后,嬉皮士才失去了它的政治性,成为流行文化。这个政治运动被称为“青年运动(Youth Movement)”,是激进运动的起源。青年运动反战争、反社会不公平、反种族歧视、反破坏环境。年轻一代对现状的不满由此爆发。
对于他们来说,“你发动的战争就你自己去打,我们不会为你打。我们和越南人都是太平洋沿岸人,我们不把越南人当敌人。”“我们反对你以暴力对待与我们不同的人,反对你以暴力对待自然,反对你把这个星球当成一个垃圾桶。”
21. 嬉皮士成了美国新一代的“游牧人”,他们以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当时习俗和政治的反抗。嬉皮士的居所非常简陋,多数是临时搭建的棚子,难以满足定居的需求。
嬉皮士的居住方式和游牧民族纳瓦霍人很相似,他们非常认可美国土著的居住方式。他们对待自然很温柔,喜欢感受自己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在发掘自身的建筑直觉,寻找自己的建筑态度。他们也不委托任何的建筑师,全部这些房子都是他们自己设计和建造的。
其实,建筑是一件你只需考虑去建造,而不必须考虑让它流传的物品。我们的教育总是教我们如何去建造持久、甚至永恒的房子。然而就算是用石头建成的房子,也会很快变成粉末,可能只是比人晚一点。
IV. 视觉艺术家:为吸引眼球而创新
另一些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视觉艺术家。在当时,建筑师们在城市中的介入是默默无闻的,一件作品放入城市很快就不显眼、被埋没了。我们对这种情况感到有些恼火。
于是有许多在特大城市(比如纽约、洛杉矶)接受教育的艺术家选择离开城市,来到荒漠中,试图发明新的基本语。这种基本语跟传统建筑没有渊源,但和他们自己有直接的关系。
Robert Smithson是一个地景艺术家,他曾在Artforum(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他作为一个未受过建筑教育的建筑师所使用的手段。
22. Smithson于1970年制作的“螺旋防波堤(Spiral Jetty)”是地景艺术流派的最重要代表作品之一,位于美国犹他州大盐湖。螺旋符号象征无限,这件作品把自然的本质用人类能读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自然说出它的故事。这个符号从月球上也能看得到,它已经成为地球的一个印记。
23. Michael Heizer,另一个美国地景艺术家。上图是他在1969-1970年搭建的“双重负空间(Double Negative)”,由两条沟槽组成。第一负是作为一件艺术品本身用了削减的手法,第二负在于这件艺术品所处的空间也是下陷的。在这个作品中,艺术品和艺术品所处的空间其实都是同一物,雕塑(“艺术”)和岩石(“非艺术”)的界限被模糊。自然材料被用作艺术表达的媒介。
另一个有趣的人,Gordon Matta-Clark,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建筑师。我不认识他,只和他曾在联合广场的酒吧上偶然碰到过。他生于美国,在康奈尔大学接受建筑教育,而后毕业,考得建筑师执照。但他却不像一个传统建筑师一样工作。他尝试去突破,用艺术手段来思考建筑,而不是用专业手段。这也是同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们虽然没交谈过,却有相同的见解。
24. Gordon Matta-Clark于1974年的项目:分裂的房子(Splitting)。建筑原型是普通的美国家居房子,Matta-Clark把它从中间切开。这个作品被广泛用于电影和摄影中,除了观赏性之外,没有其他的实用价值。Matta-Clark是当时于纽约成立的“无建筑(Anarchitecture)”小组的一员,“无建筑”意味着摈弃传统的用于形式和功能的设计参数,创造一种没有明确用途的建筑。
25. Gordon Matta-Clark于1975年的项目:圆锥切割(Conical Intersect)。这是一个为巴黎双年展设计的项目,原建筑是一个即将被拆除的17世纪建筑。削减的手法使得在不需要构建或增加新元素的基础上就能完成一个作品,效果很惊艳。Matta-Clark把建筑看成一块雕塑的坯子。
V. 建筑流动性思潮:英国电讯派及其他
说起我们这个时代(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先锋思潮),我们首先不得不提到Yona Friedman。和Antonio Sant’Elia一样,他的画作(大部分作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在伦敦成立的电讯派(Archigram)。
26. Yona Friedman,生于匈牙利的法国建筑师。作为一个匈牙利人,二战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是二战的产物。当世界发生巨变时,我只有21岁,学校教的东西都没用。战争结束时,我在布达佩斯参与了抵抗,而后作为俘虏被送进了监狱。凛冽的冬天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暖气,但我活了下来。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们的风俗和习惯是有多么脆弱。灵活地去适应是人类的天性,而建筑也应该即时改变,应合现实。”他在1956年(33岁)发表了《移动建筑宣言(Manifeste de l'architecture mobile)》,这是建筑“可移动性”概念的起源。他的画作《空中住宅(Villa spatiale)》(上图右)是他最早构思新的居住方式时的作品。
27. Yona Friedman作于1958-1959年间的《空中住宅》画作。这系列作品的最初构思来源于Friedman当时对二战后重建的构思。在大多数人眼中,建筑的“灵活性”、“移动性”是一个革新的先锋思想,Friedman自己却称,这只是一个很实际的想法。战争后的土地千疮百孔,而空中城市对土地的需求和影响是最小的。Friedman还对规划和设计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建筑的适应性体现在:它们能在人类需要的地方由居民自发建造出来。
28. 真正体现了Friedman思想的实际项目可能只有1987年普利兹克奖得主丹下健三的作品。上图为丹下健三的1960东京计划。这也是最能体现日本“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思想的作品:这个计划提出时候很多工业城市正是扩张的高峰期。丹下健三认为城市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试图引入一种新秩序以适应城市的扩张(外在生长,城市系统的生长)以及城市内部的更新(内在生长,建筑物能够灵活地自我调整以适应外在生长)。他认为交通运输的进步启发我们一种线性发展的模式,而不再是传统的中心发散性发展。上图中,大型的高速公路从东京城区延伸到东京湾,东京湾上的公路两侧发展出许多房屋单元。
除了日本新陈代谢派,英国建筑师Cedric Price的作品也体现了建筑更新的思想。
29. Cedric Price于1961(27岁)年的作品:伦敦动物园鸟舍(London Zoo Aviary)。Cedric Price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电讯派杂志上,他与电讯派关系亲近,但并不是正式成员。
30. 伦敦动物园鸟舍的设计理念:围合住鸟舍的网是暂时性的、可移除的。网帮助鸟记住这是它们的家园,一旦鸟类社区形成之后,即使移除了网,它们也不会离开。而鸟舍也从有分隔界面的闭合空间改变成只剩下框架的开放空间。
当然,还有出色的电讯派以及他们自己的出版物。
31. 电讯派创始人Peter Cook于1964(28岁)年创作的《移动居所(Plug-in City)》,由一个个可移动居住胶囊和大型结构框架组成,居民有在结构中设计和建造自己房屋的完全自由。此作品受了《空中住宅》启发。
32. Friedman《空中住宅》手稿之一。
33. 电讯派另一个核心成员Ron Herron于1964年创作的《行走城市(Walking City)》,城市被描述成一个巨大的可行走的机器,漂洋过海寻找合适的停留地。城市中的建筑也是可移动的,能根据市民需求不断调整布局。
以上这些想法经常被后人们用于实际项目和竞赛中,比如Richard Rogers和Renzo Piano在1977年赢得的蓬皮杜中心。
34. 位于巴黎的蓬皮杜中心采用了预制构件组装。立面上有各色管道,蓝色是空调管,黄色是电线管等等。许多人认为这个项目和Friedman的想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Friedman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Rogers&Piano的作品是一个主流作品,虽然是预制构件的组装,却没有体现真正的“灵活性”。真正的灵活性在于这些构件的“自适应性”,根据不同需求改变的可能性。而蓬皮杜中心自从预制构件组装完成后就没有发生过改变。
VI. 奥地利先锋派:故事、梦境和情感
同样的时间,奥地利也出现了许多有趣的人。其中一个是Hans Hollein,他和Walter Pichler于1963年在维也纳举办的展览可以说是奥地利的第一个激进主义展览。
35. Hans Hollein于1960年的《维也纳大型建筑(Superstructure in Vienna)》。Hollein当时反对功能主义,并通过一系列图表达了质疑,同时试图探索建筑领域新的可能性。他认为,“我们必须把建筑从房屋中解放出来(We have to free architecture from building)。”图中的石头结构很像亚欧地区5000年前的支石墓(很可能是最早的建筑,但未被记载入建筑史)。通过数倍放大它的尺寸并强行架在维也纳上空,Hollein想把这种建筑(如果能称之为建筑)重新带到人们视野中。
36. 支石墓。
后来Hollein成了一个在世界各地都有作品的经验丰富的建筑师,也是第一个获得普利兹克奖的欧洲人(1985年)。而当年跟他一起策展的Pichler则继续作为一个艺术家,之后回老家起了一些富含当地文化的亭子。
37. Pichler的“可移动客厅(Portable Living Room)”,其实是一个含电视机的头盔。Walter Pichler,和Hans Hollein、Raimund Abraham一起组成奥地利先锋团。他和团体中其他成员一样,通过意义深远的建筑绘画来表达对现状的藐视。在赢得一系列的欧美赞誉之后,Pichler退出了一切画廊、展览、博物馆,回到自己老家,买了一个农场,做自己想做的雕塑和房子。
38. Pichler的《艺术家之屋(Artist’s House)》。他同样谴责功能主义,称自己的手稿为“梦中图纸(Dream Drawings)”,喜欢画不可能建出来的建筑。他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我想要的是一种令人着迷(Fascinating)的建筑。”
39. Pichler的《两磨坊之屋(House of Two Troughs)》,其中骨瘦如柴的不详身影是他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阴险、黑暗的人物形象。Barry Bergdoll对奥地利先锋团的解读是:“他们试图去寻找与建筑的情感共鸣。一个建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功能,还可能讲述一个故事。”
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建筑师Max Peintner, 画了许多讽刺现代生活的画。他同时也是个建筑评论家,和Hans Hollein一样,发表了很多这方面题材的文章。
40. Max Peintner于1971年的作品:《自然的持续吸引力(The Continuing Attraction of Nature)》。被工业侵蚀的城市,生长的树已经成为奇观,人们甚至专门建了一个露天场馆来观赏它们。Peintner对环境和科技的反思今天依然被奥地利环保主义运动引用。
另一个先锋派的重要成员是Raimund Abraham。他出生在一个小城镇,我们这代有许多人都出生在小地方,包括我自己和Max Peinter。即使后来接受了专业的教育,又接触了艺术的熏陶,我们依然保持着与自然的联系。自然可以说是我们的最早的建筑课。
41. Abraham出生在利恩茨,一个阿尔卑斯山脚的小镇。
42. Abraham于1979年的作品《医院:希望之屋,生之屋,无回之屋(Hospital: House of Hope, House of Birth, House of No Return)》。Abraham的作品多数徘徊在梦境与现实的边缘,不仅仅建立在人体的物理尺度上,还考虑了人的情感、想象等知觉。这些作品给“尺度”开创了新定义。Juhani Pallasmaa对此作品评论:“生活状态是外部空间和内心空间的结合,与现实有关,也与情感的投影有关。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我们生活在我们的记忆、经历和想象中。”
43. Abraham于1974年的《窗帘之屋(The House with Curtains)》。此作品体现了众多Abraham定义的建筑元素:回忆、梦境、幻想、沉思、天空、大地、风……对Abraham来说,回忆是建筑的一个重要元素。二战期间,他的家乡也遭到轰炸。12岁那年走在满目疮痍的小镇广场上的回忆对他至关重要。谈及毁后重建,Abraham说,“我们不可能重塑记忆,但我们可以通过建筑唤醒记忆。”
44. 1974《无房之屋(The House without Rooms)》。
VII. 意大利激进运动:从建筑谈到人生
Ettore Sottsass是意大利激进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美丽家园(CasaBella)》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他起初和他父亲一起做了一些建筑(父亲也是激进派建筑师),后来自己成立了一个激进派小组Memphis。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工业设计师。
45.《美丽家园(Casabella)》,意大利上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杂志,1928年创刊,发行至今。见证记载了上世纪意大利建筑界最重要的几场运动,是Superstudio和Archizoom等激进流派的主战场。
46-1. Sottsass于1972年在《美丽家园》上发表的《节日星球(Il Pianeta come Festival)》,借虚构的场景表达了对现实人类如机器一般工作的讽刺。这篇文章假设生产问题不复存在,机器可以干所有活,人只有在想工作的情况下才需要工作。所有物资通过管道运输,而信息传播也十分方便,人类几乎没有移动的必要。在这样的未来,已经没什么设计需求了,或许人们会设计出供节日使用的场所。
46-2. 观海楼(Buildings for Observing the sea),用于观赏海的风暴、海的平静以及夕阳中海上归来的渔船。
46-3. 热舞群庙(Temple for Erotic Dances),用于热舞的表演和观赏。
46-4. 用于观赏天空和河流的大型场馆,球面穹顶形成的凸透镜提升了看星星的广度和深度。
46-5. 用于公共音乐会的露天观众台,坐落于山谷之间。Sottsass在文中说,“事实上,现今城市和此虚幻相差甚远。一种愚蠢、病态、危险的想法认为,人们生存必须工作。而我想象人们能够为生活而生存,能够通过他们的身体、神经和欲望,感受生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活着,并且正在缓慢地死去,这才是自由。”
然后是Superstudio,他们也在《美丽家园》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大多数都是以图画+理论的形式。库哈斯的早期作品受Superstudio影响很大。
47. 库哈斯与事务所合伙人于1972年的作品《囚禁中的城市(The City of the Captive Globe Project)》,受Superstudio著名的网格元素影响。在这幅纽约轴测图中,街区建立在网格上。库哈斯对网格的解读是:“网格对场地、对既存之物的无视(Indifference),代表了主观建造优先于考虑现实。”网格是一种人造结构,具有自己的确定性和潜力。在库哈斯的这个作品中,网格体系覆盖/抹平了原有的自然地貌、场地现状等,成为街区发展需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48. Superstudio最重要的作品之一:1969年《连续的纪念碑(Il Monumento Continuo)》,当时,Superstudio的建筑师们对被限制的建筑潜能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并开始构思一个名叫“连续纪念碑”的模型来实现完全的城市化。“连续纪念碑”是一个均匀的、无技术/文化和国别差异的、封闭且无法移动的建筑,被预想为能够总结人类建支石墓、金字塔、方形城市、圆形城市、发散城市等等一切的动机。Superstudio对一个融合性、总结性的大型结构的设想在库哈斯和扎哈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体现。
49. Superstudio于1972年发表的《生命/教育/仪式/爱情/死亡(Vita Educazione Cerimonia Amore Morte)》,通过一个叫“超级表面(Supersuperficie)”的模型,顺带探讨了生命的意义。通过一系列拼贴图他们试图描绘一种不再基于工作、而是基于亲密无间的人类关系的生活:这也是一个不再需要建筑师的世界。地面由发达的物质/能量/信息传输网络组成,人不再需要城市、城堡或是街道、广场,每个网点都完全一样并能满足一个生命生长的所有需求。人们可以占据任何一个点并居住三天、三个月、两年,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时也只需要带上他们本人。而人类在这样的世界里会做什么呢?在寂静中聆听自己的身体、身体内的血液流动的声音、聆听自己的心灵和一呼一吸。人会更关注自己本身,而忘记所有世俗条规。
50. Superstudio于1971年的《十二理想城(Le 12 Città Ideali)》,图为第三城“脑之纽约(New York of Brains)”,假想一场大爆炸摧毁了纽约,爆炸污染了城市,人的身体也开始腐烂和瓦解。建造一个新城市是唯一的办法:新城市由一千多万个“大脑”组成,“大脑”是透明的,脑壁可以隔绝和过滤外界的毒素和污染,保护脑腔中的人类。“透过透明的墙壁,可以看到它们慢慢沉入无尽的冥想中、或聚集在无声无息的对话中。(人类)永远脱离了对外界的感知,只有太阳升起,他们才能激动一段时间……他们是幸存的人类,他们会目睹毁灭、却无法加速或推迟它。他们终将孤独一人。”
-摘自《美丽家园》361期
另一个重要的激进运动小组是Archizoom,这个组中90%的成员都来自佛罗伦萨。为什么是佛罗伦萨?几乎所有的意大利激进运动发起者都来自佛罗伦萨。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本人来自意大利北部(译者注:佩特那在佛罗伦萨大学完成他的建筑学习,期间加入激进运动)。这或许是佛罗伦萨质量低下的建筑系导致的吧(笑)。
51. Archizoom创始人Andrea Branzi于1969年的《无止城:居民公园(No-Stop City: Residential Park)》,基于“无建筑之城(City without Architecture)”的假设,同时也是阐释了“建筑流动性”的代表作品之一,对现有城市的规范性和受管制提出了讽刺和质疑。类生物形态的元素被摆放在网格(象征管制)中,绿色的“补丁”是公园,方形元素形成的“蛇”是民居,具有很大的流动自由性。其他自由的元素还有电梯、厕所厨房。与SuperStudio构想的霸道的大型结构(连续纪念碑)相反,“无止城”强调一种和市场流动性、和信息网络相符的灵活且永不停歇的重构过程。
这所有的流派、手稿等等,都变成了今日许多作品的灵感来源。十几二十年后有许多建筑师消化了我们的想法并用于他们的实际项目中。
VIII:佩特那个人作品:科班出身却毫不专业
52. 1973年,意大利激进运动风云人物在米兰《美丽家园》总部碰头,这次碰面成功把各种激进派别聚集在一起。佩特那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是间谍(Io Sono la Spia)”。佩特那以“间谍”身份把自己和这些欣赏他的同道中人划分开,是因为他认为激进运动的其他人做的东西非常专业,是建筑师做的东西。而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视觉艺术家,他认为自己和远在北美大陆的Gordon Matta-Clark(上文中“分裂的房子”的创作者)有非常多的相似点,都是建筑科班出身却在用“不专业”的艺术家手段做建筑师的事,但两人所有的交集只有一次酒吧碰面。他与Matta-Clark一并被评论家们称为“环境艺术家”,后者在1978年(35岁)因癌症去世。
纳瓦霍人(美国印第安土著)定义了他们自己的建筑,这可能是我们能想象的最好的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实我们本就没必要去建造一个屏障把我们和自然分隔开来,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动物的一种,可以随着季节的改变跟动物一起迁徙。
53. 佩特那1972-1973年间拍摄的《无意识建筑(Non-conscious Architecture)》系列中的纪念碑谷。被佩特那称为“无意识建筑”的是瞬息万变、人类只能经过而不能停留的自然环境。它们的瞬时性使得它们只能被照片记录下来,而不具备让人类定居的条件。图中左一列和右一列都是同样的地点,不同的拍摄日期却让摄影者捕捉到完全不同的景象。
54. 佩特那的家乡Bolzano是一个位于阿尔卑斯山脚的小城,当地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对他影响非常大,在他眼里,阿尔卑斯的自然环境(不包含已经被人类改造、定居的部分)也是“无意识建筑”。
55. 佩特那拍摄的家乡照片《我的建筑学校(La Mia Scuola d’Architettura)》。他认为家乡的风景是自己的第一节也是最重要的一节建筑课。
我们可以利用自然原材料和时间,作出我们自己的建筑宣言,比如我在明尼苏达的“冰屋”。
56. 佩特那1971年的“冰屋(Ice House)”位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当时正是深冬,佩特那从屋顶往下倒水,水流过墙面并在夜间结成冰。有了这层冰,建筑好像消失了,与自然浑然一体,佩特那成功地利用冰的内在特质和瞬时性将建筑接轨上自然。建筑和景观的界限被模糊了。
以及我在盐湖城的“泥屋”,这是我一个同事的房子,我们往房子上面糊了一层黏土,这些黏土几周后就风干且脱落了。
57. 佩特那1972年的“泥屋(Clay House)”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这也是一个关于材料的“自然性”的研究,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材料的转变是房屋的生命所在:黏土慢慢干透,形成裂缝,昆虫开始出现在裂缝里,最后黏土脱落。
或者我在1972年春天建的这样的“摩天大楼”。
58. 佩特那1972年的“风滚草捕手(Tumbleweed Catcher)”,建在离犹他州议会大厦几步之遥的空地上。风滚草是一种在沙漠中随风滚动的灌木类植物,在欧洲人的印象中是经常出现在粗犷野性的牛仔电影中的植物。然而现实中,这样一种自由的植物在接近城市的时候经常被高速公路网络捕捉住、被限制。这个作品意在提醒:即使大自然受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影响,自然的权利依然存在,即使在这里体现为“摩天大楼”的形式。
又或者这个“红线”项目,把城市的边界具体化了。
59. 佩特那1972年的盐湖城“红线(Red Line)”,按照市政地图用红漆描绘出的40公里城市划分边界。这个划分将自然因素排除在考虑之外,然而在佩特那看来,自然却是理解城市环境的根源。对于有盐湖地貌和沙漠地貌的盐湖城来说,自然与城市的关系更是至关重要。
IX. 激进主义的传承与尾声
下面是一些我参加1971年奥地利一个竞赛时候提交的图纸。
60. 1971年奥地利TRIGON竞赛,一等奖《草皮建筑》,建筑自然地融合入现存地貌中。
这些想法几十年后发展成了这样的项目,比如彼得·埃森曼的项目(笑)。
61. 彼得·埃森曼2011年在西班牙的一个文化城项目,上图是参赛模型,充分考虑了地貌。
62. FOA事务所1995年设计的横滨国际港口。
James Wines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纽约SITE(Sculpture In The Environment)小组的创始人。我们于1972年春天在纽约见面,那时候我去纽约大学演讲,他是那里一个年轻的老师。他对BEST的改造项目可以说是我们进行对话后的产物。
63. James Wines为BEST连锁店作的其中两个设计。这系列作品的出发点是把艺术放在人们最没指望看到艺术的地方,典型的大型零售店一般都是无趣的大盒子。通过这系列作品,Wines希望表达对建筑的攻击(The point is to attack architecture)。
美国的激进场景在20世纪末渐渐消亡了。Lebbeus Woods可能是美国最后一个激进主义者,不幸的是,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了(2012年,72岁)。他或许是最后一个用我们的语言----一种不刻意去关联理性主义的语言,来表达建筑的人。
64. Lebbeus Woods的“积木房(Block House)”,探讨了建筑自转变的可能。这个项目的出发点在于地震。Woods将人类比喻成紧紧抓住薄薄一层地球表面的极其渺小的元素,人类和地球的关系理应被再考虑,这层薄薄的表面显然不是坚实可靠的。如果大地会移动/晃动,什么样的建筑能在这种情形下生存并繁荣发展、而不是苦苦抵挡失去坚实地基带来的灾难?房屋变动的技术问题可以通过传统的机械手段(比如起重机)解决,但最好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自推动的液压技术。不过更令人担忧的却是:不断变化的居住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居住方式?
65. Lebbeus Woods的《萨格勒布自由区(Sagreb Free-Zone)》。Woods的画作被形容为有科幻色彩,但他说,“我对虚幻世界没兴趣,我的兴趣在于如果我们不再遵守传统的规则,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X. 激进运动中的家具
当然,我们还涉及到了家具领域。Superstudio和Archizoom都设计了他们自己的家具,两者之间我更喜欢Archizoom的。
66. Archizoom的“梦之床(Dream Bed)”
67. Superstudio的“SOFO沙发”
68. Superstudio的网格元素家具,今日仍在生产中。
包括我自己也设计了一套沙发,这是我的第一件也可能是最后一件家具设计。这件家具在我的工作室里,这个工作室原本属于19世纪的艺术家们。我更注重让家具去适应宽敞的空间而不是人体尺度。这是一件1:1的习作,可以让我直观地看到我的想法是否能表达出来。
69. 佩特那的“Rumble沙发”
当然还有Sottsass的家具。Sottsass比我们大25岁。
70. Ettore Sottsass的卡尔顿书柜
Mendini也是比我老的一代,但是他是第二代的激进家具设计师。
71. Alessandro Mendini的“红点扶手椅”
我们引入家具设计的“激进病毒”感染了很多人。
72. 奥地利先锋派、Memphis成员Hans Hollein的“玛丽莲沙发”
73. 荷兰设计师Jurgen Bey的树干椅
74. Archizoom前成员Paolo Deganello设计的扶手椅
75. Archizoom前成员Massimo Morozzi的桌子
76. Memphis成员Michael Graves的梳妆台
77. Memphis成员Massimo Losa Ghini的椅子
78. Memphis日本成员仓右史朗设计的柜子
79. Gaetano Pesce的扶手椅
80. Martino Gamper的组装柜子。他和佩特那同在Bolzano出生,后来移居伦敦。
81. Fabio Novembre的椅子
XI. 佩特那个人照片
最后,我要放一些我个人的照片。
多多少少有点不同了,少了些头发(笑)。但我还是建议你们读一下我写的书。
顺带一提,以下是我另一个(表演)作品,叫“建筑专业(Architecture Profession)”。
83. 佩特那2002年在佛罗伦萨拍摄的系列照片,展现了他在攀岩中进退两难的境地,其实也暗喻了他的真实生活:必须坚持对自然(在此例中是岩石)的依附,即使孤独。
我现在依然能行。
结束了。谢谢!
结语·记录者感言
今日意大利的建筑教育依然保守。作为一个在意大利学习建筑的本科生,我经历的教学正如佩特那回忆的那般:教授教我们如何去场地分析,如何设计出和当地文化、历史、地理背景吻合的建筑……甚至历史课也只字不提这场轰轰烈烈的建筑思潮。我只记得当代历史课教授曾在讲摩天楼那一课轻描淡写地提了两句Antonio Sant’Elia,然而夹在前有格罗皮乌斯后有库哈斯的课件中,也是毫不引人注目。印象最深的是讲到柯布西耶理念时候总听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回头一查果然和Sant’Elia的《未来主义宣言》有渊源。这或许就是上世纪先锋思潮的处境:几乎没有落地的项目,只有一张张画稿,分量不足以被记载入正统教科书,但是你在今日的任何一个大师作品身上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佛罗伦萨,我约在一年半前去过一次,当时当然直奔最著名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了。它给我的印象依然是一个古老而保守的城市,很难想象得出这里曾爆发了如此激进、如此革命的流派,天马行空的年轻思想和这个沉淀千年的老城明显格格不入。然而或许越是被保守的势力压抑,反叛的力量才会越强大。
激进运动过后,我们的教育依然教我们如何理性,如何讲求实际,如何做出有用的建筑。这样的教育也不应被过多诟病,毕竟世界确实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我不敢说我自始至终都了解先锋流派,过去我阅读的多是教授推荐的正统建筑书籍,直到开始记录这个讲座,我才去翻阅了很多先锋流派方面的资料,包括意大利杂志《美丽家园》,它依然在发行,但现在的文章中规中矩,比起激进年代的可以说无趣很多。这个记录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我敲完最后一行字,终于合上手头的书本,却发现内心的波澜再也难以平静。
今日再走在意大利的街头,观赏着几乎无处不在的古典美,我会开始频繁地想起改变了世界却几乎没留下痕迹的那些叛逆的梦想家们。
或许这个古老的国家平静的表面之下,下一次先锋思潮也已经在酝酿中了。谁知道呢?
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外。
END
推荐书目
Gianni Pettena, (2001),《Gianni Pettena》,Silvana Editoriale.
Gianni Pettena, (1982),《Superstudio 1966-1982. Storie, figure, architettura》, Electa Firenze.
Gianni Pettena, (1996),《Radicals. Architettura e Design 1960-1975》, Ed Il Ventilabro.
Jean Jiraud& Alejandro Jodorowsky, (2014), 《The Incal》, Humanoids Inc.
作者介绍
黄仁天
华南理工大学&都灵理工大学本科生在读,目前所在地意大利都灵。关注与“乌托邦”有关的作品和理论。
个人作品
上学期的个人方案,改造一个超市并且在原结构基础上往上加建一个大学生公寓。充分考虑了大学生居住、娱乐、学习和社交需求,详细描述了建造和结构细节。建筑平面充分利用了原结构,建筑立面由该街风貌改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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